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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在精神分析史上，梅蘭妮?克萊恩被譽為繼佛洛伊德後，對精神分析理論發展最具貢獻的領導人物之一。本書收錄了梅蘭妮．克萊恩從1946年以後到1960年過世之前的著作，也包括了在1963年她辭世以後才出版的未完成作品。這些是克萊恩畢生中最重要的文獻，也是其著述的高峰。
在〈對某些類分裂機制的評論〉一文中，克萊恩引介了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的概念，她主張嬰兒從一開始就具有自我，能夠經驗焦慮、形成關係，並且使用防衛的機制，這樣的自我大部分尚未整合，而且在焦慮的刺激下，容易被強力的分裂機制所分裂而碎裂化。這個心理位置是精神分裂相關疾病的固著點。
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及憂鬱心理位置是克萊恩所創的最重要概念，本書中的其他論文，都是她在此新理論概念下的著作，顯示了這樣的架構如何擴展而且深化了她的視野。有些是關於技術的，有些探討了比較廣泛性的精神分析主題。兩篇她在過世前寫的未完成論文顯現了一種反思，並且涉及了更廣泛的議題。
在〈嫉羨和感恩〉中她引介了新的觀念：嫉羨在生命初期即已運作，也是死之本能的最初表現；嫉羨與感恩是相衝突的，在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運作的嫉羨，是精神病理的強力因素。在精神分析著作中一向都強調嫉羨的重要性，例如佛洛伊德發現的陰莖嫉羨，但是，克萊恩對於嫉羨的概念完全是革命性的。
今日大部分的分析師視克萊恩所述的早期客體關係為當然，許多分析師甚至使用她的發現與概念而不知其淵源。她的許多思想已經被納入主流精神分析的思維當中，且仍在世界各地增長中，其著作的啟發性與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為了向這位無與倫比的兒童精神大師致敬，心靈工坊將陸續推出《克萊恩全集》，全套四本，完整呈現一代大師的實務及理論精隨。喜歡心理分析的讀友，絕對值得珍藏！
作者簡介
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1882-1960）生於維也納。
在精神分析史上，克萊恩被譽為繼佛洛伊德後，對精神分析理論發展最具貢獻的領導人物之一；她不僅擴展了佛洛伊德理論和治療的範疇，其獨立並富原創性的思考系統，更影響了精神分析的發展趨勢。克萊恩對幼兒心靈的探索，以及對兒童精神分析技巧與理論之開拓，百年來無人能出其右。她被譽為兒童精神分析與客體關係發展的先驅。畢生著作收錄於《克萊恩全集》。
譯者簡介
劉慧卿
現為宏慈療養院院長、心理工作室主持人，在仁愛醫院和市立療養院擔任特約精神科醫師，目前從事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譯作有《母性精神分析》、《論女性》（合譯）、《朵拉》（心靈工坊）。
呂煦宗
精神科專科醫師，台灣藝術治療學會專業會員。曾任台北市立仁愛醫院精神科主任，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臨床研究員，現任職居善醫院主治醫師。
序
引言
漢娜．西格爾（Hanna Segal）
本書中所含的論文包括了梅蘭妮．克萊恩從1946年以後到1960年過世之前的著作，也包括了在1963年她過世以後才出版的未完成作品。第一冊中較晚出版的論文〈論躁鬱狀態的心理成因〉（1935）、〈哀悼及其與躁鬱狀態的關係〉（1942），以及〈從早期焦慮的觀點看伊底帕斯情結〉（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1945），介紹了「憂鬱心理位置」，標示了梅蘭妮．克萊恩在思想上新的發展。
本冊中第一篇論文，〈對某些類分裂機制的評論〉（1946），引介了進一步的發展，也就是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梅蘭妮．克萊恩在她早期與兒童的工作中，描述了兒童與部分客體的關係——主要是乳房與陰莖。她觀察並分析被害感，以及介於高度理想化與迫害性客體之間的分裂，她也發現了投射與內攝之間持續不斷的互動，不過她尚未將那些特徵視為連帶相關的現象，在〈對某些類分裂機制的評論〉中，她將這些特徵視為一種反覆再現之組態所具有的各種相關部分。在1936年她描述憂鬱心理位置時，曾表示：在這個心理位置發生之前，主要的焦慮具有偏執的本質，偶爾她提及偏執的心理位置。開始的時候，她相當隨意地使用「心理位置」這個詞，例如，在描述躁症防衛時，她說躁症心理位置，提到強迫防衛時，則說強迫心理位置。1946年的論文確立了兩個心理位置的觀念，也就是兩種精神組織的基本模式，她在本論文中，詳實探討了最初嬰兒期的焦慮與防衛——也就是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她以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名之，是因為主要存在的焦慮具有迫害的本質，而且主導的心智機制具有分裂的本質。她描述了迫害焦慮與心智機制，這些是佛洛伊德提到的，而被她視為從最初的嬰兒期就已經開始運作了，她認為這些焦慮與相互關聯的防衛機制是一個系統，她也介紹了一個新的防衛機制——投射性認同，克萊恩的觀點認為（蘇珊．伊薩克斯在《潛意識幻想的本質與功能》（〔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 1952〕文中更明白地加以闡述）「機制」一詞是對潛意識幻想更為抽象與概括性的描述，潛意識幻想是機制的心智內容。
克萊恩較早期的著作裡，已經預示了投射性認同的潛意識幻想或機制，在她的論文〈象徵形成在自我發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1930）中，她描述了一個精神病男孩如何在他的潛意識幻想中把自己壞的部分裂解出去，將之視同自己的尿液、糞便、甚至陰莖，這些裂解的部分也被投射到母親的身體內，因而母親的身體也被感知為充滿了壞客體，在這篇論文中，她認為這是最早期而且基本的潛意識幻想與機制之一。嬰兒將自己無法忍受的部分裂解、投射進入母親體內，這些部分在潛意識幻想中如同擁有了母親的身體，而母親則變成等同於它們。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自體好的部分可能會以類似的方式被投射出去，導致了自我的貧弱，也就是類分裂人格的特徵。就其重要性而論，本篇論文是出乎意外地簡短，對於投射性認同的描述所佔的篇幅只稍稍多於兩段文字而已，然而它卻是幾篇最具發展性的論文之一，它開啟了理解精神分裂與類分裂病患的路徑，這些病例在此之前被認為是無法分析的。它激發了精神分析在精神病方面的開創性工作，在本文出版後，旋即有一些人將這些新的洞視運用在他們對精神病患的臨床工作上，並且發表了重要的論文。
本篇關於類分裂機制的論文完成了一個新的後設心理學理論，克萊恩主張嬰兒從一開始就具有自我，能夠經驗焦慮、形成關係，並且使用防衛的機制，這樣的自我不只是大部分尚未整合，而且在焦慮的刺激下，容易被強力的分裂機制所分裂而碎裂化。嬰兒與部分客體發生關係，因為分裂與投射的過程使得這些客體變得極度理想化或是非常具有迫害性。被害感、分裂的機制、投射性認同，以及在強烈焦慮時發生的碎裂化，這些都代表了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的特徵，這個心理位置是精神分裂相關疾病的固著點。若是兒童只有部分達到、修通憂鬱心理位置，那麼某些上述特質的持續，是形成妄想症、自戀與類分裂人格的潛在因素，即使他們並未明顯地表現出精神病的樣子。
當嬰兒開始將他（或她）的客體影像合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在自我的整合、客體關係以及焦慮的本質上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此嬰兒或兒童變得具有感覺罪惡以及關心客體的能力。克萊恩最早是在兩篇關於憂鬱心理位置的論文中（1935, 1940）描述了這點。延續著1946年那篇論文，在〈關於焦慮與罪惡感的理論〉（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1948）與〈關於嬰兒情緒生活的一些理論性結論〉（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 1952）當中，她詳細探討了從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移動到憂鬱心理位置的過程中發生的改變，以及這個過程容易發生的波動（由於憂鬱的痛苦一再地導致某種程度地退化到偏執與類分裂的防衛）所隱含的意義。一位與克萊恩女士同時代的人士表示：當被問及她認為自己最重要的發現為何時，她說是發現了應付罪惡感的偏執防衛。
在本書中的其他論文，都是在她心理位置的新概念理論架構之下的著作，我認為它們顯示了這樣的架構如何擴展而且深化了她的視野。有些是關於技術的，有些探討了比較廣泛性的精神分析主題，例如〈移情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 1952），有些是屬於應用精神分析的領域。兩篇她在過世前寫的未完成論文〈《奧瑞斯提亞》的某些省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與〈論孤獨的感受〉（On the Sense of Loneliness），顯現了一種反思的情緒，並且涉及了更廣泛的議題。
對於偏執?類分裂與憂鬱心理位置概念的闡述，提供了詳盡而完整的理論架構，可說是她著述的高峰。這個架構是個創新的觀念，促成了對於精神分析思考有深遠影響的理論。
不過，後來又有一個更基本的發現，也就是原初嫉羨。在1957年，延續著一篇發表在會議的較短論文，她以相同的主題出版了專題論文〈嫉羨和感恩〉，她向來就關注嫉羨的議題，在她早年的著作裡經常提及它，不過，在〈嫉羨和感恩〉中她引介了新的觀念：嫉羨在生命初期即已運作，也是死之本能的最初表現；嫉羨與愛以及感恩是相衝突的，在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運作的嫉羨是精神病理的強力因素，例如：由於嫉羨攻擊一切的「好」，它干擾了正常的分裂過程，於是阻礙形成好的客體關係，如此又導致了無法辨別好客體與壞客體的困惑狀態。在精神分析著作裡一直都強調嫉羨的重要性，例如，佛洛伊德發現的陰莖嫉羨，但是，認為「嫉羨運作於原初的部分客體關係，而且導向供給生命的乳房」這樣的概念完全是革命性的。
精神分析的發現向來都是充滿了爭議的，即使對於佛洛伊德的著作亦然。事實上，他最後提出的重要概念：生之本能與死之本能，從來就沒有被大多數的分析師完全接受。
克萊恩的著作從一開始就引起很激烈的爭論，她的兒童分析技術、對於前性器期以及攻擊性的強調，引起了與根據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著作的維也納學派的早期爭論。當克萊恩在1926年移居英倫時，她發現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更能接受她的想法，但是她對於憂鬱心理位置的闡述激起了新的爭論，而且有些熱烈接受她早年著作的人，例如葛若佛（Edward Glover），感覺她對嬰兒賦予了太多的精神複雜性。不斷升高的歧異性導致了在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內一系列的「論戰」，她的兩篇論文（1948, 1952）就是她在這些討論中提出的論文修訂版，關於嫉羨的著作引起了一場新的風暴。
新觀念的價值，可以從它們如何承受所引起的騷亂而能夠繼續生存來加以檢驗，許多早年對克萊恩著作的爭議現在幾乎已被淡忘，今日大部分的分析師視克萊恩所述的早期客體關係為當然，許多分析師甚至使用她早年的發現與概念而不知其淵源，她的許多思想已經被納入主流精神分析的思維當中。那些被稱為克萊恩學派的人，也就是明顯運用了她的概念與技術的分析師，已經發展、甚且更進一步繼續擴展她的論述；對於其思想的興趣仍在世界各地增長中，其著作的啟發性與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漢娜．西格爾（Hanna Segal），1987年於倫敦
詳細資料
- ISBN：9867574567
- 叢書系列：
- 規格：平裝 / 496頁 / 16k菊 / 14.8 x 21 x 2.48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 本書分類：> >
縱觀亞洲近代史，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像日本那樣在西方列強的虎視眈眈下得到快速發展，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改造，一躍而為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八大國"之一，並在二十世紀初超然地廢除半個世紀前西方強加給日本的不平等條約，使得日本的國家主權失而復得。 對於這樣的成就，明治政府當然功不可沒。如果不是在關鍵時刻冒著巨大風險實行維新變革，日本怎會高歌猛進？但常言說得好，"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追本溯源，明治維新的成功也離不開德川幕府打下的基礎，否則改革豈不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成也難。 那麼，德川幕府為明治維新做了哪些有力鋪墊呢？我們可以從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尋求解答。 ... 政治上，為明治維新提供了穩定的改革環境和難得的改革動力 改革不可能在動亂中進行，必須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德川家康建立幕府統治後，實行的金字塔形等級制度以及後來家光實行的人質制度、參覲交代制固然不可取，但在實際運作中卻保證了日本長治久安二百餘年，這與此前一百多年的戰國混亂局面形成鮮明對比。 即便到了幕府晚期，儘管一小撮激進的武士實行革命，所謂革命實際上乃以天皇名義發動的政變，並沒有造成全國性的混戰場面，之所以如此，與幕府最後一任將軍德川慶喜顧全大局分不開，他不僅主動"大政奉還"，放棄將軍之職，還解散幕府軍，不打內戰，自願到寺廟歸隱，從而實現了權力和平交接。 此外，進入十八世紀以後，德川幕府為應對社會危機所採取的多次改革舉措也為明治維新提供了原動力。雖然改革的內容和方向不同，但維新變革無疑受到了1716-1745年的"享保改革"、1767-1736年的"田沼意次改革"、1787-1793年的"寬政改革"以及1841-1843年的"天保改革"的影響，並借鑑歐美先進國家做法進行的又一次改革嘗試。可以說幕府時期形成的改革思維對明治政府的維新求變有著開創之功。 可見，明治維新並非沒有前提條件，穩定壓倒一切，唯有安定的政治局面，改革才能進行下去，並且要有改革原動力來驅動，促使社會變革有著強大的張力支撐。德川幕府為明治維新創造了穩定的改革環境及難得的改革驅動力，這為後者變革成功提供了政治保障。 ... 經濟上，為明治維新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工業化雛形 沒有任何改革是建立在一無所有基礎上的，雖然古人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意為"事物發展到了極點，就要發生變化，發生變化，才能使事物的發展不受阻塞，事物才能不斷地發展"。顯然，這裡的"窮"並非指貧窮、一貧如洗。那麼，德川幕府為明治維新創造了怎樣的經濟基礎呢？ 1、城市經濟和人口城市化 前文說過，參覲交代制具有負面作用，是幕府統治者為控制各藩藩主而實施的人質制度，然而客觀上卻刺激了城市經濟和社會的繁榮發展。 由於大名在上參時隊伍龐大，沿途要經過多藩，飲食起居必不可少，這就促進了諸藩間多方面的交流互動，反映在人口、貨幣、物產及服務上，彼此間流動極為頻繁，從而促進了包括江戶城和大阪城在內的各大城市的發展，擴大了區域間貿易和農業的商品化。 米商是維繫城市經濟繁榮發展的重要因素，米商以現金支付各大名的米祿，而後再將實物米賣給城市居民以回籠資金，大名則將到手的現金以俸祿的形式發給居住在江戶的武士及其他工作人員。 十七世紀末在日本長崎荷蘭館執業的德國醫生恩格爾貝特·肯普弗（Engelbert Kaempfer）曾兩度隨荷蘭年度朝貢使團進入江戶，他對當時的情景作了如下描述，"這國家人口之多，真難以想像。我們實在無法了解它是如何維持及支撐如此龐大的一群居民。公路兩旁之鄉村及城鎮，鱗次櫛比。離開一村後，馬上得進入另一村。當你走了一段路程，還以為在同一村之路上，其實已經過好幾村了。" 從恩格爾貝特·肯普弗的記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幕府時期人口之多，事實上，人口城市化曾一度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這也從另一層面反映出當時的經濟處於高度繁榮狀態。 ... 據統計，十八世紀初，日本人口規模在10萬以上的城市居住著15萬到18萬人，城市化率在5%-6%區間，而當時歐洲同等規模的城市化水平只有2%左右。若以人口規模1萬以上的城市計算，則總計有300萬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達到了10%，更是歐洲無法企及。江戶與清朝都城北京一樣，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歐洲倫敦、巴黎等大城市的人口僅相當於日本京都的水平，足見那時候日本的城市化水平之高。 城市的繁榮發展還帶來了其他方面的經濟效應，陸路、水路及海運多種交通應運而生，伴隨著交通道路的四通八達，旅行成為一種時尚，沿途旅館層出不窮。 以連接江戶、京都兩地的中山道為例，道路兩旁通往鄉鎮的支線不計其數，該主幹道中間的小鎮飯田每天忙得不亦樂乎，基本上每一小時就有5匹馬從這裡出發向外發送貨物，由此可以想見全國的運輸量。 在大阪這個全國性稻米集散和交易中心，河流上百舸爭流，穿梭不停，沿岸貨倉接二連三，極其醒目。大名出售稻米，你來我往 ，米商忙著進貨出貨，十分繁忙，由於生意好，米商甚至在江戶開啟了分店。 由於旅行盛極一時，也帶動了地圖和旅行日誌等出版業的興旺發達，驢友們白天遊山玩水，晚上則隨便投宿簡便的旅館。1810年，一位旅遊作家在其指南手冊中寫道，"選擇可靠的旅店住宿……飢餓時不要吃太飽……飲用乾淨的水，不要隨便飲用池塘或山泉中的水。"旅遊人數的增多，說明人們囊中並不羞澀。 ... 2、農村經濟和新興製造業發展很快 儘管德川幕府實行嚴格的身份統治，但只要按時足額繳稅，農村和農民還是有著一定的自治權和自主性的，一方面表現為農民在耕種上可以放開手腳，努力提高耕作技術和農作物產量，從而確保城市供應穩中有進，另外表現為農村就地取材，發展新興製造業，幕府時期農村"原始工業化"初步形成。 根據有關歷史資料，日本個別農村地區在1800年前的半個世紀裡，糧食產量增長了一倍，且農村不拘一格的傳授方式，使得當時男女兩性的識字率分別達到了40%和20%左右。 社會安定及不斷提高的農業產量，使得幕府早期的人口增長極為迅速。截至1720年，經過上百年的休養生息，人口由原來的1500萬增加了1倍，達到了3000萬之眾，年增長率在0.4-1%區間，遠大於同期英國年均增長率0.1%的低水平。 18世紀以後，農村新興製造業蓬勃興起，農民就地取材，發展了家庭紡織業、清酒業、釀醋業、家具業、陶瓷業、造紙業等多種產業，由於條件得天獨厚，經營有方，使得城市經濟相形見絀。1789年大阪城西部的岡山城人就曾寫下這樣的文字，"來自各藩船隻仍陸續增加，不過它們卻是停靠在西大寺等村落以進行貿易，為農村帶來繁榮。以前藩堡周圍地區的人都會前來購物，但現在卻相反，藩堡的人都到農村買東西。"可見農村生產出來的日常生活用品不僅種類繁多，而且價廉物美，成為"搶手貨"。 ... 3、對外貿易量雖小卻也助財政一臂之力 德川幕府的對外政策被稱為"鎖國"，但即便如此，對荷蘭及周邊國家的貿易卻一直沒有中斷。對馬藩位於日本與朝鮮半島之間，由於土地貧瘠，該藩經濟總是難有起色。不過通過負責對朝貿易，對馬藩賺得盆滿缽滿，18世紀初，其財政收入簡直與最大名藩的米祿不相上下，幕府財政收入自然從中受益匪淺。 對外貿易不僅助長了財政收入，還幫助相關地區提高了就業，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當時日本出口到中國的商品多以絲綢和銅為主，從對方主要進口蠶絲，向朝鮮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銀。長崎是重要的採礦區，九州島南部和京都地區絲織業發達，相關商品的國際貿易推動了這些地區更多人就業，地方經濟顯著發展，也為政府增加了財源。 經濟是基礎，決定著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部署。基於幕府時期城市、農村及外貿經濟的的發展，明治政府才不至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從而對改革信心百倍，底氣十足，敢於在列強環伺的情況下大刀闊斧地變革。相反，要是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窮困潦倒，民不聊生，則維新派決心再大、口號再響，也恐難實現預期。 ... 文化上，為明治維新提供了強大軟實力，促進了人們對改革的理解和支持 鑒於長期穩定安定的政治面貌，加上經濟的高度繁榮，幕府時期的文化也取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表現為劇院、書坊、茶樓等人滿為患，文學表達形式多樣。 井原西鶴是通俗小說作家，他在作品中對宗教、商人的貪得無厭以及人間物慾橫流給予了淋漓盡致地嘲諷，可謂嬉笑怒罵融於一體。除此而外，他還把底層人物作為作品塑造對象，勾勒出不少栩栩如生的男女英雄。《好色一代女》是其代表作，作品中女主角藝妓追求愛情的故事令人捧腹，吸引了不少讀者一睹為快。 對俳句詩有著很深造詣的松尾芭蕉，他的作品寧靜致遠，鄉愁色彩濃厚，詩句意味悠長，如"舊池飛蛙水聲"。 近松門左衛門是德川時代偉大的"文樂"作家，他創作的木偶戲劇本文學性很強，其作品主題多反映尋常百姓的悲哀，以及社會廣為流傳的家庭兇殺案悲劇。《曾根崎心中》與《四十七浪人》至今有著良好的口碑，撞擊著讀者的心靈，給人們留下深沉的思考。 除了優美的文學作品，發端於這一時期的"浮世繪"木刻版畫同樣讓人愛不釋手，歌川廣重等一批名家畫作圖文並茂，影響深遠，造就了二十世紀日本漫畫的誕生。 當然，歌舞伎、"文樂"木偶戲等戲劇表演也深深感染著世人，以致於劇場四周圍以高牆，嚴格限制武士混雜其中。 文化是對一定時期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德川時代豐富的文化生活，在陶冶人們的思想和心靈的同時，更將文化氛圍薪火相傳，影響著世人的認知，喚起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明治政府能夠不斷推行維新變革，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幕府時期文化對人們的心靈啟迪，有著良好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傳承，維新舉措才會受到社會的高度關注、理解和支持，從而助推改革向縱深方向發展。 ... 結語 牛頓曾經說過，"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臂膀上。"同樣，明治維新能取得輝煌成就，在短期內實現日本近代化，德川幕府功不可沒。 首先，德川幕府為明治維新營造了穩定的改革環境和動力。德川幕府統治日本二百年，天下太平，雖然後來武士發動革命，但幕府領導人德川慶喜並沒有組織軍隊打內戰，而是成全了維新派，主動交出大權，從而避免了戰國時代混戰局面的發生，不僅如此，18世紀以來接二連三的幕府改革也驅動著明治政府維新變革； 其次，德川幕府為明治維新創造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幕府時期，城市經濟繁榮，農村經濟後來居上，國際貿易雖然有限但也在助力經濟發展，江戶早在18世紀初就成了世界最大城市，其他城市實力也不容小覷，有著這樣的根基，維新派當然豪情滿懷，底氣十足； 最後，德川幕府為明治維新塑造了推動改革的文化氣氛。德川時代，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軟實力也得到了振興，多種文化現象共存，文化氛圍濃厚，促使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產生憧憬之情，而明治維新就是要打造"新日本"，讓國家更加強盛，這就契合了人們的心理願望，從而給予配合，大家"擼起袖子加油干"，最終促成了近代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改造的勝利實現。 "紅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明治維新雖然取得了光耀千古的成就，然而德川幕府二百年創下的基業所起的作用不容抹殺，沒有後者，或許前者的光輝將黯然失色。
文章來源取自於：
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history/8k4pzve.html
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exep/assp.php/888words/products/001031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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